春秋以前的徐国地望是否也如此呢？结论是大同小异。周初，徐国和淮夷曾与鲁发生过战争，但这并不能证明徐地就必限于鲁之附近。当时作为淮河下游大国，又直接承继着商文化，加之其在徐地长年经营，根深蒂固，而鲁国初封东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草创阶段，这样，徐扩地至鲁南是有理由的。《诗·閟宫》云“保有凫绎，遂荒徐宅”。凫、绎二山具在今山东邹县境内，很可能徐国土原达这一带。鲁从西方殖民于此，难免和原来土著民族发生矛盾。战争结果，鲁国占领了靠近它南疆的一部分徐国地盘。我们看到，徐国不仅周初称雄于淮水中下游，即使在列国争长的春秋时代，它还能够出兵攻打紧依齐鲁的莒国(《传》文七年)，又徐曾以甲父国之鼎赂齐(《传》昭十六年)，疑其即通过征战得来，此甲父国正在鲁之西侧(莒在今山东莒县，甲父国在今山东巨野县附近)。
笔者以为西周时徐之国土仍和春秋时相似，理由有四，其一：西周时徐或称淮夷。《逸周书·作雒》篇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攻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但《史记·鲁世家》则说“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此皆不言徐，而以“淮夷”代之。《传》昭元年记“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之说，杜注“徐即淮夷”，陈奂诗毛氏传疏：“徐即淮夷，徐在淮而尤大，故举其国则曰徐，举其地则曰淮夷”。《史记·周本纪》注引《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徐既可称淮夷，则其国土近淮甚明；其二：西周攻徐，须缘淮进军，《诗·常武》专讲周宣王征徐国事，诗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淮浦是上古时淮河入海之地，《山海经·海内东经》言淮水“入海淮浦北”。《水经》举淮水“又东至广陵淮浦入海”，汉时有淮浦县，时属临淮郡，即今涟水县。显然，若徐国之中心非处淮滨，周军则不会由淮征之。又于此可知，徐国疆域已近淮河入海处；其三：徐属嬴姓，和其同族的钟离、江、黄、淮夷等多沿淮立国；其四：据前人考，徐在商时称“徐方”(西周初年尚有此称，见《公伐徐鼎》)，和“虎方”常连呼5，虎方为古代南方之国，地当今皖境江淮之间，徐、虎既同谓，其国土应当相依，则淮泗之地为徐国所在又得一证。
在考古学上，亦有凭据说明徐国地域的文化有其本身的源流和特色。苏秉琦先生认为“在微山湖——洪泽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与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徐夷’、‘淮夷’有关的古代文化问题，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6。安志敏先生主张“以青莲岗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仅分布于淮河流域到鲁南一带”7。1978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一部分同志肯定“地处淮河下游的淮安青莲岗遗址出土的遗物，与苏鲁边区和江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有一些差异，但又兼有二者的某些特点，可能自成系统，为淮河地区的文化8。
虽然不能说文化共同体就必然和历史上的古民族或古国一一对应，但它们两者之间互有联系应是不可怀疑的。
又徐、舒本为一字，前人多有考证。春秋时江淮之间有舒、舒鸠、舒蓼、舒庸诸国，皆徐之余支分居是地。它们虽出自徐族，然已独立成国，既各有国体，亦必有其疆域和历史，诸国境内所表现的物质文化面貌也不能完全代替徐之本国特征。故本文不述及群舒的问题。
徐国地望大致明确了，那么其国都又在哪里呢？根据目前资料来看，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史记·秦本纪》注引《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鄮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鄮县在今浙江鄞县东，距徐甚远，当时又属越地，徐王远涉斯地建都实难可信；第二种是今徐州、邳县一带，《后汉书·东夷传》曰：“……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水经注·济水》与《太平寰宇记·泗州》皆沿此说。然它起源较晚，先秦古籍有关徐史记载中几不见佐证，且武原县在今邳县境内，时邳县属邳国国境，又近邳都，其同地同时并立徐都似有疑问；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第三种：徐都在汉代徐县和僮县之间，即今江苏泗洪县和安徽泗县境内。《传》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使荡侯……帅师围徐以惧吴”。州来地在今安徽凤台，正处徐之西境，只有徐都位于淮水边，楚才正好由此顺淮进兵围之。《春秋》僖三年杜注徐在僮县东南，《史记·秦本纪》注引《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卷十“泗州”条、《元和郡县志》卷十四皆讲在徐县(今泗洪县境内)北三十里，《水经·济水注》迳言在徐县北，《水经·淮水注》所记和其相似。已故考古学家曾昭燏、尹焕章二位先生曾重点调查过徐国都所在地，认为泗洪到重岗有大面积的西周遗址，其中赵庄一处面积就有约三十万平方米，龟墩遗址遗存非常丰富，并提出这里是否就是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但近年对这两处遗址又进行了调查，并未发现诸如城垣方面的遗存9。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徐国之国民乃淮河中、下游的土著民族，其疆域主要在今江苏境内的黄淮平原大部，包括和其相邻的安徽境内的一部分，但其曾一度扩地北至鲁、鲁南以及江淮之间，它的晚期国都在今泗洪和泗县境内。
徐国经济之求索
上古时代的江苏，存在着两个文化圈，即淮河以北以徐国为中心的徐文化圈，江南以吴国为中心的吴文化圈，而江淮之间是两者的接触地带，它们共同奠定了后来江苏封建时代的文化基础。这两个文化圈形成的原因，有人文方面的(如居民族来源的不同，徐国民属东夷集团，而吴国民仍属古越族10)也有自然方面的(如淮北属暖温带、而淮南则属亚热带，它们在气候、植被、动物群、土壤等自然环境诸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
徐国疆土基本上位于黄淮平原区域之内，发源于山东沂蒙山西麓的泗水，是这个水系的最主要的河流，它纵贯徐国腹地。徐国都所在地以南的洪泽湖当时还未形成，而仅有几个面积不大的小湖盆。农业条件优越，堪称“膏腴之地”11。由于徐国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它很早就起了联系长江和黄河下游乃至中原地区的桥梁作用，这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相当复杂，新石器时代，既表现出其和鲁南地区相似的强烈的地方文化特点(青莲岗文化)，又有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某些因素(如彩陶)。同时长江下游文化面貌之一部分也在此呈现(如宽腰沿釜、有段石锛等)。商周时代，徐文化除了表现出同商周文化相似的面貌外，江南印纹陶文化亦扩散到这一带。春秋时，吴国要去中原，水陆两路都取道徐国，吴国经邗沟入淮，然后北上齐鲁，就利用了徐国境内的一段泗水河道。而这一切对徐国的交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不会没有促进作用。
徐国境内存在着大量的商周时代的聚落遗址。面积大小不一，最大的可达30万平方米(如泗洪县赵庄、王屋基两个遗址)，一般的也有几万方米。聚落周围常有河流或湖泊，当时的居民们喜欢住在高出地面的土墩上，从事着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各种经济活动。
从徐国水利资源、土壤条件和种植传统看，农业经营方式有旱作，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生产粟和小麦。但水稻也是徐国主要农作物之一。《周礼·职方氏》云青州“其川淮泗……其谷宜稻麦”。《汲冢周书· 职方》中亦有类似记载。特别是考古学者在东海焦庄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水稻籽粒，经专家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粳亚种12。故徐国地区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稻作区。徐国的早期农业工具主要还是石器、蚌器和骨器，有斧、锛、镰、铲诸类型，用于垦地、收割等。家畜有狗、猪、羊、牛、马的饲养，和今天相似。由于徐国具备了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所以《禹贡》中徐州田为九州之二，赋是九州之五，在全国名列前茅，优于当时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吴地在扬州。徐、扬二州非仅指徐、吴二国，但它们分别位于二州境内。扬州田为九州之末，赋居九州之七)。虽然《禹贡》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但其大概反映了战国以前的状况谅无大错。
除了经营农业以外，渔猎业当时也作为一种辅助的经济活动而受到重视，遗址地层里常出土鹿、鱼、麋、龟、鳖等动物骨骼以及螺蛳、淡水蚌壳等。据史书记载，鲁国“多麋”(《春秋》庄十七年)，徐与鲁近，亦会有成群活动的麋鹿，所以它是人们主要的狩猎物。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骨和铜质的镞，陶制的网坠等。
手工业有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青铜器、纺织品等制造行业以及建筑业等。制骨业相当发达，一般遗址中都发现骨器，如簪、锥、针、镞、管、柶、凿等，还发现一些经过人工锯、削的骨器原料。制陶业颇为进步，不仅类型繁多，而且多仿造商周青铜器，宿迁县青墩遗址发现的一座陶窑内还堆积着木炭和灰烬，窑址附近陶片累累。
徐国的青铜铸造起源于商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新沂三里墩商周遗址发现了铜炼渣、陶制的铜斧内外范以及铜箭铤、镞、刀、削等，刀柄如笄形，上有突起的线纹环绕，缀以点状花纹。削刃部锋利，可能是用来制造骨角器的工具。在其他的遗址，也常出土小件或残坏的铜器，如戈、镞、鼎、剑、刀、鱼钩等。春秋时徐国青铜器发现颇多，器类有食器、水器、乐器、酒器等，如盥盘、卢盘、枓、鼎、端(觯即端)、钟铎、盂、句鑃(征
)13。发现的《庚儿鼎》从器耳到足部都装饰着蟠螭纹、钩纹、饕餮纹等，《沇儿钟》篆及甬部饰以繁缛的花纹14。出土炉盘之外部满饰工整的蟠虺纹，底座上置十个兽首衔环状支柱，再如《徐王义楚盥盘》15，也用了蟠虺纹、云雷纹等装饰在器表，工艺都非常考究，反映了徐国高度的青铜铸造水平。诸器铭文大多有韵，字体颀长，笔迹细腻，作风近于吴越，郭老在《大系图录》中对徐器有过精辟的论说“……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北系也，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故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实商周文化之派演……”又举“铎”为例，云铎原为商制，“盖商人文化多为徐人所保，越又受徐人之影响，有‘徐
尹钲’，器自名‘征
’，即越之谓‘句鑃’者”。表明中原文化乃通过徐国披及吴越。当然，徐国青铜文化也受到北邻齐鲁的影响，如徐之沇镈的器形、纹饰、字体和齐器
镈基本相似，可见，徐国物质文化面貌非常复杂。
考古中多发现陶或石制的纺轮，为纺织业存在的见证。《禹贡》中所列徐州贡物有“玄纤缟”，是一种很细的织绢。《兮甲盘》铭里提到淮夷要向周进贡“贮”，即冠服，可知徐地纺织水平是相当高的。
徐国建筑业方面的实物发现不多，东海焦庄西周时代遗址发现一口生活饮水用井，圆形，直径0.95—1.1米，深2.8米，井壁自下而上加砌一圈石块，结构坚固。徐国的城市遗址虽然还未发现，但其肯定存在，《汉书·地理志》注云“故徐国也，其城周十二里。又《郡国志》云薄薄城，即徐偃王权造，故曰薄薄城，今呼为故故城”。在其他一些记徐国都的史书中，也多次提到“大徐城”。吴灭徐时，壅防河水而下其都(《传》昭三十年)，若徐国无城，则较易攻入，吴没有必要那样做。徐国的陆上交通已使用大车，焦庄遗址出一陶制车轮，虽为模型器，但十分逼真，有车辐、轴等，不见实物是很难做成的，宿迁青墩商周遗址还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青铜
辖。新沂三里墩遗址周代地层出土过贝，贝在西周时仍具货币职能之物，它的出现，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商业交换的信息、《兮甲盘》铭说周向淮夷要索取币帛(
)，《诗·泮水》有淮夷向鲁国献“大赂南金”，郭老释“赂”为贝名，“南金”孔颖达《正义》：“又广赂我以南方之金”，这种金属很可能是徐从南方吴越输入的青铜。总之，商业活动在徐国是存在的。
新沂三里墩等遗址中，出土过卜骨、卜龟版或卜甲，商周王朝盛行的占卜活动也流行于徐国，再结合徐国辞句华美的铜器铭文，我们能够知道徐国有着较高的精神文化水平。
徐国兴亡之钩稽
徐，上古有二，一北一南。《国语·郑语》写西周末年史伯谓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据杨宽先生所考，此徐可能是茅戎中的一支徐吾氏(《传》成元年)，徐吾氏在汉代上党郡余吾县(今山西屯留余吾镇，从《路史·周名纪》之说)，此之谓隗姓之徐也16。
本文所述之徐，据《世本》云为嬴姓。《传》僖十七年曰：齐侯之夫人“徐嬴”，嬴，古亦作“盈”，同音假借，见于《春秋》桓三年杜注。《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下注“徐，故国，盈姓”。其或作“偃”。《世本》云偃姓有舒庸、舒蓼、舒龙等国，按群舒本徐族之分支，奉徐为宗国，徐、舒古实一字，偃、嬴声转互通。
《史记·秦本纪》说嬴仍为舜赐柏翳姓，顾颉刚先生以为柏翳(或作伯翳、伯益、益)是嬴姓一族的祖先，而偃姓一族的祖先为皋陶(见《左传》以及《国语》17，似乎嬴、偃非同族，但古史中有伯益为皋陶子的说法18。又皋陶的“皋”仍少皞的“皞”，《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史记·鲁世家》却言曲阜为“少皞之墟”，是皋陶与少皞两个传说中的人物关系至为密切。清人马骕在《绎史》中讲嬴姓宜祖少昊氏(少皞氏，《禹平水土》)、则少皞、伯翳皆为嬴姓祖先。由《秦本纪》中得之、嬴姓远祖为“玄鸟陨卵”，人吞而生之，少皞氏又以鸟名官(《传》昭十七年)，殷亦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的传说，张华《博物志》中还记载了徐偃王是“徐君宫人娠而生卵”所得的故事。殷、嬴两族具有共同的神话传说，暗示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徐国出于嬴姓，山东曲阜又是嬴姓之中心，此或反映徐族与山东曲阜一带的居民在远古有血缘之渊源。古人类学家对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大墩子组同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属于同一种族类型19。由此联想到江苏淮北发现的“青莲岗文化”与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面貌颇多一致的现象，它们的关系除地域相邻外，族之联系亦可能是一重要原因。
《太平寰宇记》引《都城记》曰：伯益有二子，长曰大廉，封鸣俗氏，秦为其右；小曰若水，别为费氏，居南裔为诸候，至夏代末年，其君费昌去夏归商，佐汤伐桀，有功入为卿士，汤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祀，复命为伯，使主淮夷。是徐国之“徐”得于地名，其立国可上溯至商初。甲骨文中仅有徐人活动之蛛丝马迹。如“王缺
人”(《殷虚书契》前编卷六二十五页)，“□舆其
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殷契征文》帝系)，“□其
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等，前人考“
”即徐20。西周初年封邦建国，周公封鲁，赐以殷民六族，其中就有“徐氏”(《传》定四年)，此将“徐氏”称为殷民，则徐应是殷之与国。
商代时，徐或较弱，当时的江苏北部除徐国外，还有彭、邳二国和诸淮夷小邦。几国中以彭最强，其中心在今日徐州。传说帝颛顼高阳氏之后陆终，聚鬼方氏之妹，生子六人，其中有一子曰篯铿，是为彭祖，此即彭国之始祖，他和夏、商、周以及嬴姓先祖禹、契、后稷、皋陶等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一齐为尧所举用21。夏启立政不久，“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为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纪年》)商代前期，彭为东方大国，河亶甲三年，邳国反商，为彭征服(《纪年》)。但商和彭并未长期友好，甲骨文有“辛丑卜，亘，贞乎取彭？”(前五·三四·一)的记录。亘是第一期武丁时的贞人，武丁四十三年，商出兵一举消灭了彭22。
邳为任姓，其原居地在薛(今山东薛县。先祖奚仲曾任夏车正之官，后南徙于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而嗣裔仲虺仍居薛地。商早期，仲虺任汤之左相23，邳却为商之敌国，商王外壬时，“邳人姺人叛”，时邳是彭之东邻，邳叛必危彭，故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迫于楚而复北迁于薛。1954年，山东峄县尚发现邳伯夏子所作二罍24，据考时代是战国初期。《史记·楚世家》云楚襄王(前298—前263)时邳国尚存。
夷者，一般指东方民族(《礼记·王制》)，淮夷即居住在淮水流域的夷族集团，它在史书中往往以族称出现，因其居地在周东都洛邑之东南一带，故两周金文中屡见“淮夷”(《录
卣》、《师寰簋》、《兮甲盘》、《曾伯簠》等)、“南淮夷”(《禹鼎》、《敔簋》、《仲
父鼎》、《虢仲盨》、《翏生盨》、《噩侯驭方鼎》、《竞卣》、《驹父盨盖》)，“南夷”(《无㠱簋》），“东国”(《明公簋》、《毛公斑彝》)等，以上诸称实即皆指淮夷。又徐、奄诸国因是淮夷中之大国，亦常和族称混淆，徐或称淮夷，本文已述及。《生盨》、《噩侯驭方鼎》中写周厉王征淮夷达角、津之地，据马承源先生考，角、津在今江苏淮阴、宝应县境内25，宣王时徐地既达淮浦(《诗·常武》)，厉王距其时仅五十年，这一带应已属徐境，器铭称伐淮夷至此，是徐可称淮夷的又一见证。《国语·齐语》中也称徐为“徐夷”。不过，在《尚书·大诰》、《竹书纪年》、《史记·鲁世家》几书中却常将“淮夷”、“徐戎”分称，似乎它们仍为二族，于是有人曰东夷、淮夷、徐戎非一族，东夷在今山东境内，淮夷在淮滨，徐戎介于二者之间26。然徐、淮夷同姓，古史有证，且“淮夷”可替代徐国之称谓，明淮夷、徐戎同族。其实，淮夷亦可称“淮戎”，有西周伯
器铭为凭，文曰“……王用肇吏(使)乃子
率)虎臣御淮戎”27。
是录国国君，穆王时仕于周，曾与伯雍父一起伐淮夷，此事《录
卣》有载：“王命
曰：‘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戍于叶师……”可见淮夷、徐戎、徐夷、淮戎可以互称。
西周初年，徐、奄等国参与了管、蔡、霍三叔以及殷遗民对周的反叛活动(《书·大诰》序、《周书·作雒》《史记·鲁世家》等)，但叛乱为周所平，徐之同姓国奄为此被灭，而徐虽败，却仍称霸东南。周所以要建立东都洛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殷旧土以及东方徐夷等方国。
鲁封曲阜时，徐、淮夷起兵犯境。《尚书》中有《粊誓》篇(今本《尚书》作《费誓》)，为伯禽讨伐徐、淮夷之前作于粊地。《纪年》云周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人于比阝以叛”，比阝即粊，《史记·鲁世家》讲“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肹，作粊誓……遂平徐戎，定鲁”。(《集解》引徐广曰肹“一作狝，一作猃”，即比阝，粊)，近人余永梁考《粊誓》非云伯禽时事，仍写春秋鲁僖公之伐徐戎、淮夷28，然周初之彝器《明公簋》有铭作“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
邑”。郭老于《大系》中考明公为伯禽，
即狝、粊。铭中“东国”即指徐、淮夷。《斑簋》中有“王令(命)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
人伐东或(国)厌戎。”因徐为嬴姓，或作偃姓，据考“厌”古音与“偃”之同为寒部，徐戎属东国，伐厌戎或即伐偃姓徐戎。
周穆王时，徐国又兴起一次大规模反周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涉及到一位带有神奇色彩的徐王，史书中称他“徐偃王”。《尸子》中讲“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又说他“有筋而无骨”。《荀子》云“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非相篇》)并将其与仲尼、周公、皋陶、傅说、伊尹、禹、尧、舜等历史传说之名人共举。唐人杨倞注曰：“其状偃仰而不能俯、故谓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诛之。瞻马，言不能俯视细物远望才见马”。《博物志》所述愈加玄乎，“徐偃王之异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于水滨，孤独母有犬，名曰鹄仓，猎于水侧，得弃卵，衔以来归，孤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成儿，生时偃，故以为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此等说法虽荒诞无稽，然而历史上常给著名人物涂以种种神话色彩之做法，能使我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徐偃王必是徐国史上非凡之王。关于徐偃王反周之事，最早出现于《史记》中：“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缪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秦本纪》；《赵本纪》所述与其相似)。按说徐偃王和周穆王同时，然事远非如此简单，《韩非子·五蠹》云：“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此处之徐偃王又与楚文王拉上了关系。《淮南子·人间》则曰：“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犹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说苑·指武》所记大略同上，但却将王孙厉所云改成其谓楚文王。由此得周穆王、楚庄王、楚文王三人与徐偃王皆有瓜葛，更有甚者，《后汉书·东夷传》索性将他们合而为一，云：“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此谓穆王令楚文王之伐徐偃王，实属大谬，周穆、楚文、楚庄三王生活时代：周穆王为前1004—前964年，楚庄王是前613—前590、楚文王在前689—前676年。后两者尚接近，而穆王与他们所去甚远，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然孰是孰非，不可不辩。此三十六国(或言三十二国)，一说在汉东，一说在潢池东，《后汉书·东夷传》注引《水经注》曰：潢水，一名汪水，与泡水合，至沛入泗。前者偏于整个淮水流域，后者仅限淮泗一带，春秋时淮水一带小国颇多，似以《韩非子》之汉东说较宜。然徐国在楚文王以后史迹未绝，故《韩非子》、《淮南子》诸书中云楚伐徐偃王，“灭之”，也不符事实，即使如《东夷传》之北走彭城武原之说亦须存疑，因为目前尚无其他资料佐证楚文以后徐国都城是在那里，当然最令人不解者仍徐偃王其人。按徐旭生先生所考，徐偃王大约同楚成、穆、庄三王同时，先生所考缜密，当可信29。然《史记》所述全属乌有乎？司马公作史态度相当谨严，他在秦、赵本纪中皆述及徐偃王，应有所本，且此事别有他证。据《纪年》载，周穆王六年春“徐子诞来朝，锡命为伯”，到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穆王时器《录
卣》铭也讲到“淮夷敢伐内国”。时周穆王正出征西戎(《史记》中所谓“西巡狩”)，得徐国入侵之讯，火速回兵，“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次年“王师、楚子伐徐戎，克之”。(《纪年》)西周初年，楚已臣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初甲骨文，其中就有楚之记载30。楚与周交往既然如此之早，则至穆王时周、楚联兵攻徐并非为奇。若按《史记》所云徐偃王生活时代和事迹，这位起兵反周至洛的徐王“诞”，应和偃王同指一人。既不能否定《史记》所云，则徐偃王至少应有两位，一在周穆王时，一在楚文王时，然此回答实嫌无力。笔者以为“徐偃王”非某个具体的徐王名，而是以族称呼之。本文前面讲到徐在金文中可称“偃戎”31，上古又常以族姓命名，徐国国王可称“偃君”32，故徐王称“徐偃王”合乎情理。“徐偃王”者是一统称，实即徐王，加上族姓“偃”，后人以为此称是指人名，于是将他们乱拉关系，遂产生出生活于不同时代但又是同一个国王的混乱历史记载。上说若能成立，则关于徐偃王的史迹较易理清。即周穆王时有偃姓之徐王诞率淮夷反周，进兵直至洛水附近，为周、楚联兵击败。此后，徐宾服于周，周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侵徐，周还出兵救徐(《纪年》)。但到周厉王三年，又有“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伐之，不克。”(《纪年》；厉王时器《无㠱簋》、《虢仲盨》、《成鼎》等皆记淮夷和周的战事)。另《礼记·檀弓下》记有一事，邾宣公(从郭老说，原书作邾娄考公)死，徐大夫容居前去吊丧，邾人以为徐国用天子之礼，是僭越行为，但容居回答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言下之意，徐国先君确曾很强大过，我不过循祖宗之迹罢了。驹王时代不可考，但估计应在西周时。
周宣王时，西周对东南淮域屡次用兵，《兮甲盘》、《驹父盨盖》和《师寰簋》具云击征淮夷、南淮夷事。《纪年》宣王六年“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王归自伐徐……”《诗·常武》也录此事。纵观西周一代，徐对周为一种时服时叛的关系，服时则和平相处，叛时又以兵互斗，而每次又总以徐之失败而告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源于西部入主中原的周民族和东方民族之间既痛苦又不可避免的融合过程。
春秋时期，徐国走过了一段由盛转衰的过程。从器铭和史载中得此时几位徐王的名字。《传》昭三十年吴灭徐，徐王章羽(一作章禹)奔楚；由此上溯二十六年，即昭六年，徐王义楚聘楚(杜注义楚为徐大夫，然有“徐王义楚耑”诸器，证义楚仍徐王)，楚欲执之，逃归；义楚之前有昭四年六月为楚在申所执之徐王，该王名姓无载，有与《义楚耑》同时同地出土之《徐王
耑》，当去义楚时代不远，李学勤先生以为此王或即
33；再溯之，鲁襄二十九年，吴季札北聘中原，过徐，徐君爱其剑，季札此行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回国时，徐君已死。此王疑即徐王庚，徐器有徐王庚之子《沇儿鍾》，有徐王孙遗者鍾，郭老释“遗者”即《礼记》中去邾吊丧的那位徐大夫容居，时当鲁襄公时，而襄公在位年代是前572—前542年，季札北聘中原时，襄公刚刚去世，徐王庚也已值高龄(徐王庚有子、有孙，其寿当长)，所以不久即去世了。另有徐器《庚儿鼎》，铭曰：徐国之子庚儿。明庚先未执政，而其父究为何人尚不可知。再前则有徐王
，此王亦年高，有《宜桐盂》铭做证，铭中提到季
之孙宜桐，按季
实即
，此王约当鲁僖、文时人了。根据以上分析，列表如下(参照李学勤先生所列几位徐王在位年代表)：
鲁王在位年间
徐王
徐王族
僖(前659—前627)
→王孙宜桐
文(前626—前609)
宣(前608—前591)
成(前590—前573)
？
→王子庚
约成？年—约襄29年(前544)
庚
→王于沇→子孙遗者(容居)
约襄30年—约昭4年(前538)
约昭5年—昭？年
义楚
王子旃
约昭？年—昭30年(前512)
章羽
王
在位前后是徐国的强盛期。此时徐继西周之余烈，为汉东淮水流域诸方国之首，如前657年“徐人取舒”(《春秋》僖三年)，前620年“徐伐莒”(《传》文七年)。初，徐国主要和北方几国为敌，如齐桓公(前685—前643)之征徐(《国语· 齐语》)，前678年鲁、宋、齐联兵攻徐(《春秋》庄二十六年)，前648年，徐、淮夷攻鲁等。但此时汉水之西的楚已崛起，与徐展开对淮域的激烈争夺，大概这种争夺始于楚文王时，如文王时灭邓(十二年)、入蔡(庄十四年)、伐黄(庄十九年)，用兵已达淮水中游，历楚成、穆、庄三王，淮水中游的江、黄、蓼、群舒、巢等几为楚并，故有楚庄王灭徐偃王故事的产生。然实际上楚并未能灭徐，仅占有了原来臣服于徐的淮域诸多小国，徐势力被压迫到淮水下游。当楚东下时，徐曾与齐、鲁等国联合，《传》僖十五年“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齐、鲁等国还出兵攻楚之厉以救徐(《传》僖十五、十六年)。前645年，楚败徐人于娄林(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县之间)，两年以后，齐、徐伐楚与国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传》僖十五、十七年)。楚庄王在位时间为前613—前590年，正值徐强盛期之末，徐国虽作抗争、然终显无力，经楚一再打击，徐从此式微。
王庚时，是徐国相对稳定阶段，但已潜伏下危机，即来自楚国和吴国的双重军事威胁。如吴伐徐(《传》成七年)，前544年季札北聘中原，来回皆过徐，吴欲北霸中原，徐乃必经之途。而楚也将江淮之间小国吞灭殆尽，兵锋早指徐地，徐在军事上已失却往日之优势，疆土日蹙，只能依附于齐、楚、吴诸国。
、义楚、章羽三王时，是徐国的衰亡期。徐迫于吴、楚二国之强大兵力，忽楚忽吴，疲于应付。前538年，徐参加楚、蔡等国在申地的会盟，但有徐王乃出自吴(
，其母为吴国女，取杨伯峻先生说，见《春秋左传注》)，楚疑而执之；前536年，徐王义楚聘楚，楚又欲扣押，逃归，楚惧其叛而伐之，吴出兵相救(《传》昭六年)；前531年，楚王带兵到颍尾(今安徽霍丘县东)，命荡侯、潘子等围徐以惧吴，自己带兵驻于乾溪(今安徽亳县东南)作为后援(《传》昭十二年)，可见本期前一阶段，徐、吴关系相对较善。另这时徐虽和齐也曾发生过战斗(《传》昭十六年)，但总之徐与齐、宋诸国亦以和为主，如徐、齐等盟于徐地蒲隧(《传》昭十六年)，徐宋等盟于蟲(《传》昭十九年)。由当时列国争战之全局视之，东方各国联合抗楚是大势，徐、吴、楚三国之关系仍不过一缩影。然而，徐、吴之间友好交往之局面未能持久，公元515年，吴国发生的阖闾杀吴王僚而谋政的事件，导致了徐、吴二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当时吴王僚二子正带兵伐楚，闻讯，掩馀奔徐，烛庸逃钟吾。阖闾要两国将公子捕送吴国，但二王子复逃往楚国，阖闾遂大怒，出兵先灭钟吾，后伐徐都，徐王章羽出降，携夫人近臣投楚，楚使徐王都夷(今安徽亳县东南，《传》昭三十年)。必须指出，吴虽夺徐都，但徐国尚存。《国语·吴语》记，前482年，吴、晋黄池争长时，越入吴之消息传到，吴王惧，欲归、王孙雒曰：“无会而归，越闻章矣，民惧而走，远无正就。齐、宋、徐、夷曰：‘吴既败矣’！将夹沟而
我，我无生命矣……”如此，则徐国未亡明矣。不过，此时徐国已是一蹶不振，只做楚国附庸，以后即再也不见之于史载，估计其完全被灭，应在春秋末甚或战国初。
另江西高安、靖安两出徐器(1888年4月，高安城西出古钟铎大小九件，耑三，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79年4月，靖安水口出三件，盥盘、炉盘、枓各一)。郭老推测其可能是徐人南下之遗物。更有一些研究者以为徐国之国力可达赣地，此说值得商榷。一国之器非留本土而传于他国不属罕事，徐最后成楚之附庸，高安、靖安一带战国属楚，徐器为楚所得而流徙于江南极有可能，即使徐人携去，也应是徐王义楚、章羽以后之没落王族，其时或国已不存，历史影响亦甚微矣。
徐从商初立国，到西周强大，春秋时由盛转衰，春战之际终至灭亡，成文史达千余年，如果加上立国前一段成长过程，则有更长历史，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淮水中下游一带起过重要作用，为这一带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融合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随着考古科学的发展，徐国史的全貌定会再现。
初稿于1982年9月
修改于1983年3月
注释：
1.《后汉书·东夷传》、《太平寰宇记》、《河南道·泗州、临淮县》
2.18.2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3.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4.9.《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见《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
5.30.程憬：《夷方与徐方》，《大陆杂志》第一卷八期，1933年。
6.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1978年3期。
7.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1981年3期。
8.《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78年3期。
9.同注4，另周晓陆、尹增淮：《泗洪县古遗址调査》，《文博通讯》1982年6期。
10.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有关章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新序·善谋》云楚使黄歇于秦昭王书中提出泗北“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也。”
12.南波：《江苏省东海县焦庄古遗址》，《文物》1975年8期。
13.本文所涉徐器，若不注具体出处，均引自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大系图录》。
14.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张颔、张万钟《庚儿鼎解》，《考古》1963年5期。
15.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铜器》，《文物》1980年8期。
16.杨宽：《西周春秋时代对东方和北方的开发》，《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4辑。
17.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弃伪》，《古史辩》第七册上编。
19.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学报》1974年2期。
21.(清)秦嘉谟等：《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史记》《五帝本纪》。
22.此取《竹书纪年》说，《史记·楚世家》作“殷之末世灭彭祖氏”。
23.《世本八种》，《传》定元年，《水经注·泗水》引《晋太康地记》。
24.王献唐文，《考古学报》1963年2期。
25.马承源文，《考古》1979年1期。
26.方润：《淮夷考》之附记，《责善半月刊》一卷二十三期。
27.扶风县文化馆罗西章等：《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
诸器》，《文物》1976年6期。
28.余永梁文，《古史辩》第二册。
29.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
31.陈佩芬：《商周青铜器铭文选集》中亦持此说，见《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一期，1982年。
32.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铜器》，《文物》1980年8期。出土徐器三件，中有一炉盘，底部刻铭十八，前两字作“
君”，第一字裘锡圭先生释偃，本文取其说，作“偃君”。
33.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8期。
本文发表于《南京博物院集刊》1983年第6期，后收录于贺云翱著《历史与文化》，1996年，中国人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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